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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8年12月29日，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修改，新的《環境影響評價法》公布并施行。

　　新規中，有一項很關鍵的修改引起了人們的關注，這就是有關取消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資質行政許可的事項。

　　具有資質的環評機構，新規將不再強制其由編制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。建設單位可以委托技術單位，為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，如果自身具備相應技術能力，也可以自行編制。

　　1月22日，就取消環評機構資質許可的背景、強化環境影響報告書編制管理等問題，生態環境部環評司負責人回答了相關的提問。

　　其實早在前年，取消環評機構資質許可就已經算是板上釘釘了。2017年9月，國務院常務會就曾建議取消“環評機構資質認定”行政許可，并提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修法。

　　在環保審查愈加嚴格的近幾年，反而取消環評機構資質許可，初看的確讓人摸不著頭腦，很多人擔心這會不會給環境帶來惡劣的影響呢?而這對環保企業又意味著什么呢?

　　不合時宜

　　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我國已經實行了許久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頒布的《環境保護法(試行)》。

　　不可否認，環評機構和專業人員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協助著環評制度的發展。1999 年3月，國家環?？偩诸C布《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資格證書管理辦法》，更是使我國環境影響評價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。

　　但是近年來，依靠環評機構進行資質評價制度的弊病，已經越來越明顯，無法適應新時代發展的潮流。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環評造假的問題。

　　多年來，在利益驅使下，環評違規手段花樣繁多。根據統計顯示，全國1100多家具有資質的環評機構中，422家有過違法、違規案底，占比超過1/3。

　　為此國家也曾多次出臺政策解決。2015年修訂的《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資質管理辦法》，明確表示強化質量監管。對出現質量問題的項目加重處罰，并一律實行從環評機構到建設企業的雙重責任追究。

　　監管放松?

　　那么取消了環評資質的行政許可，交由企業自行評價，是不是放寬了監管?

　　生態資本論并不這么認為。前松后嚴，是本次新規最明顯的特點。

　　《環境影響評價法》修改后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，明確了建設單位對其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承擔主體責任。

　　也就是誰做項目，誰負全責，誰犯法就會被追究到底，這和近年來環保領域普遍實行的終生追責制度不謀而合。

　　盡管放松了前置的準入審批條件，但是新規對監督管理、責任追究作出了更加嚴格的規定，賦予了各級生態環境部門更強有力的監管武器。

　　新規對于造假的懲罰之重，極其嚴厲，實施單位和人員的“雙罰制”。

　　如果環評文件存在嚴重質量問題，對建設單位將處50萬至200萬元罰款;對技術單位罰款提高到違法所得的五倍，情節嚴重的禁止營業;對其相關責任人員處5萬至20萬元罰款，實施5年內禁止從業等處罰，構成犯罪的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，并終身禁止從業。

　　可以預計的是建設方和環評機構的地位可能對調。以前，建設方是環評機構的“上帝”，只要求報告通過即可，無法通過就換一家環評機構;新規施行后，環評機構將成為建設方的“導師”，建設方會更希望環評機構可以發現工程存在的問題。

　　挑戰與機遇共存

　　新規的前松后嚴，對于環保企業又意味著什么呢?

　　本次新規頒布，毫無疑問對工程建設類的企業是一個利好的信息，尤其對擁有環評能里的環保企業，就更是雪中送炭。

　　環保領域中以工程建設項目為主的企業不在少數，比如啟迪桑德，其市政施工收入的占比最高，達到了27.22%。

　　環評資質取消后，作為環保領域專家的環保企業，今后大可以將環評與工程建設、承包相結合，既可以為自己中標的項目提供便利，更能在承包工程時將環境評價作為服務的一部分，進一步提高利潤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監管和處罰的加強，進一步減少了環保領域中的惡劣競爭。的確，有些企業通過通過不合規、不合法的手段，在工程項目中降低成本，導致惡意競爭，讓劣幣驅逐良幣。新規可以對此進行更有效地管控，讓環保企業在做工程項目建設、承包時更加安心。

　　但是，挑戰也隨之而來，尤其是垃圾處理的企業。面臨更加嚴格的環評處罰，垃圾處理企業進行環評時會更加小心翼翼，這必然進一步增加其建設的時間成本。

　　由于鄰避效應的存在，垃圾處理站的建設在環評中很難達標，因為公共評價是其最大的障礙。

　　在之前舉的環評造假的例子中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環評中最為頭痛的問題，就是公共評價難以達標。所以很多企業在環評時，都對公共評價敷衍了事。

　　公眾對于項目建設的抵觸，尤其是對垃圾處理站建設的抵觸很大。如果垃圾處理出現事故，將會對環境、人體造成嚴重的傷害。

　　大型項目尚且如此，小的項目由于技術要求高，推行起來就更加不易。目前，首創環境等企業正在推行的垃圾處理分散化，同樣也有可能因為城鎮居民的阻礙，造成一定時間的拖延。

　　在環評資質取消后，面對更加嚴重的懲罰，垃圾處理站的建設必然愈加謹慎。在處理居民與自身之間矛盾中，企業所花費的時間和資金必然增加。所以，這方面還需要政府、居民和企業之間的調節。